誰在退居二線前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？
原標題：誰在退居二線前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？
2月14日的《人民日報》，對部分退居“二線”的領導干部喊話。
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的這篇題為《正確看待“二線”干部的“退”》的文章稱：少數領導干部退居“二線”后心不甘、情不愿，退居“二線”前夕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，為自己“留后路”。
“政事兒”（微信ID：gcxxjgzh）注意到，早在2002年發布的《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中就有明確規定，“不準臨時動議決定干部任免”；“不準在機構變動和主要領導成員工作調動時，突擊提拔調整干部，或者干部在調離后，干預原任職單位的干部選拔任用。”
2014年1月修訂的《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和印發的《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》中，也規定了“不準在工作調動、機構變動時，突擊提拔、調整干部”和“嚴禁突擊提拔調整干部”。
2016年12月，中組部又修訂了《黨委（黨組）討論決定干部任免事項守則》，強調“不準突擊提拔調整干部，不準臨時動議決定干部”。
那么，是哪些“老領導”敢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，急著在退居“二線”前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、“留后路”呢？
“政事兒”（微信ID：gcxxjgzh）發現，熱衷提拔“自己人”的，首當其沖的是副國級“大老虎”、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。
2007至2013年，蘇榮曾在江西主政6年，中紀委在通報中稱其“大肆賣官鬻爵”，其曾自述“我算了一下，副廳級以上干部給我送錢款和貴重物品的人數達40多人”。
十八大后，江西多名在蘇榮任上獲得提拔的省部級官員落馬，如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、江西原副省長姚木根、江西原省委秘書長趙智勇等。
其中，2015年2月被“斷崖式降級”的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許愛民，就是被蘇榮“突擊提拔”成為省部級高官的。
曾有媒體報道，早年的許愛民，并不被蘇榮“看好”。
2001年至2011年，許愛民主政景德鎮10年，先后任市長、市委書記。蘇榮2007年任江西省委書記之初，對景德鎮的發展很不滿意，還在會議中多次批評許愛民，喊話“不換思想就換人”。
此后，許愛民四處托關系，最終跟蘇榮妻子于麗芳搭上了關系，認于麗芳為“姐姐”。從此蘇榮對許愛民的態度也大為改變，在2011年和2013年對其兩次提拔，在離開江西、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兩個月前，他將許愛民提到了省政協副主席的位置上。
俗話說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有蘇榮這樣的領導，他提拔的下屬會如何呢？前述提到蘇榮提拔的江西省委原秘書長趙智勇，就在2014年6月落馬后，被曝出“離任前突擊提拔女干部”。
2005年6月至2006年12月，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趙智勇兼任九江市委書記。2006年在離開九江前一個月，趙智勇一口氣提拔了32名女干部，其中一名學校女教師直接被提任到團委九江潯陽區副書記的位置上，成為副科級干部。
趙智勇
不過，此后這名被突擊提拔的女教師成為“被舉報典型”，后被調回到學校原崗位。據統計，這批女干部中，至少有4人此后被“打回原形”。
2014年7月，趙智勇被“斷崖式降級”，取消其副省級待遇，降為科員。
湖北原副省長郭有也曾“突擊提拔”。
2008年2月至2012年7月，郭有明在湖北宜昌擔任市委書記。早年的郭有明對干部提拔管得比較嚴，曾有宜昌市委的干部對媒體透露，郭有明在主政宜昌時“比較摳”，提拔干部甚少。
然而，在其2012年7月調任湖北省政府前，卻對提拔干部“放了水”。
在調任前半年里，宜昌市先后有5批26名干部被公示提拔，其中25人由宜昌市委組織部考核任命，提拔為縣級干部。
當地官員認為，半年提拔20余人，是郭有明對當地干部“心有愧疚、在離任之前提拔彌補，臨走大方了一次”。
“政事兒”（微信ID：gcxxjgzh）注意到，十八大后被打掉的第一百只“老虎”、槍殺情人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，在“提拔自己人”時，出手最急。
趙黎平曾在公安系統任職整整40年，在2005年官至自治區公安廳“一把手”。
有媒體報道，趙黎平曾把妻子、兒子都安排到公安廳工作，他的妻子原本是一名國企員工，下崗后享受公安廳副處待遇，實際上并沒有上過班；他的二兒子是名藝術愛好者，也進入公安廳工作，擔任某市公安局副局長，此外，趙黎平還幫助海南省原省長冀文林安排親戚到公安廳工作。
2012年7月離任公安廳長前一周里，趙黎平“火線提拔”了10余名干部，均是從正科級提至副處級。此舉造成公安廳領導抱怨，“3年不用動干部了”。
而趙黎平的“突擊提拔”也得到了回報，他在退休后，依然使用著公安廳的公車。
“政事兒”（微信ID：gcxxjgzh）梳理發現，除了副國級、省部級“老虎”，低級別官員中突擊提拔的案例也不少，其中堪稱“之最”的，是山西省長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，從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，他在擔任長治縣縣委書記最后兩個月里，共提拔多達43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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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報：有干部退居“二線”前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
每逢地方換屆，總會有的同志走上領導崗位，有的同志調動工作崗位，也有一些同志因身體、年齡等原因離開領導崗位，退居“二線”。多數領導干部講黨性、顧大局、守紀律，能夠正確對待個人的“進退留轉”，自覺服從組織安排。但現實中，也有少數干部，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職務變動，退居“二線”后心態失衡，出現消極、抵觸情緒，甚至違反組織紀律。
有上就有下、有進就有退。有的干部在領導崗位上干了兩屆，十分清楚換屆時自己的“帽子”可能會動，于是，在“反正也提拔不了”的意念驅使下，被動應付工作，把本該完成的事拖著不辦、把任內的活交給后來者，玩“擊鼓傳花”的游戲；有的干部本來一貫工作積極，退居“二線”后心想“船到碼頭車到站，工作好壞不顯眼”，形象不注意了、工作也隨便了，辦公室常常唱起“空城計”，卻沉迷于“麻雀臺上論英雄，杯光酒影見高低”；還有一些干部大半輩子廉潔從政，但年齡一大，自感提拔無望，便放松了對自身的紀律要求，甚至不講公德講私情、不講原則講變通，心懷“辛苦了大半輩子，不能就這樣雁去無留聲”，結果拿了不該拿的東西、接了不該接的人情，以致晚節不保。
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很多正反兩面“鏡子”。很多黨員干部退居“二線”后工作熱情不減，工作態度不變，一如既往地發光發熱，甚至退休后也是如此。楊善洲退休后還造出了萬畝森林，為社會創造了上億元的物質財富，也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與此相對，也有少數領導干部退居“二線”后心不甘、情不愿，退居“二線”前夕突擊提拔“自己人”，為自己“留后路”，還有極少數領導干部瘋狂斂財、給后任班子設阻。這些表現，根子還是黨性不純，甚至原本就黨性缺失。
“二線”干部的“退”既是“自己的事”，也是“組織的事”?！岸€”干部“退”得好不好，關系到地方換屆是否有序推進。“二線”干部若管理不好、使用不當的話，既會造成黨政人才資源閑置，又會影響黨員干部的社會形象。
對干部自身來說，從領導崗位上退居“二線”，短時間內或許有些不適應，但必須及時調適、轉變角色、擺正位置，清醒地認識到“二線”干部，也是黨的干部，是黨的干部就應該講政治有信念、講規矩有紀律、講道德有品行、講奉獻有作為?！八κ终乒瘛碑敳坏?，“卸擔子混日子”更要不得。領導干部退居“二線”是優化干部隊伍結構的務實之舉，那些認為“二線”干部是“日暮西山”的說法，折射出對他們尊重不夠，這也導致部分“二線”干部即使主觀上想干點事，也會因怕被誤認為出風頭而不敢放手干。因此，“二線”干部所在單位也應給予充分尊重，為其繼續作貢獻營造良好氛圍。對各級黨組織而言，則必須切實扛起主體責任，用好干部“能上能下”的指揮棒，加強對新修訂的干部任用條例等政策法規的宣傳運用，引導干部隊伍端正思想，正確對待榮辱得失與角色轉換，確保地方換屆順暢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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