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思賢

    雇人干活，給付工資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。然而每到年關，討薪現象卻層出不窮。先有媒體報道，再由相關部門介入，今年解決了，明年繼續解決，相似的問題，不同的當事人。面對這樣的場景和程序，公眾可能已司空見慣了，但對被欠薪者而言，誰遇上了都是刻骨銘心的痛。年底討薪的悲情何時能了？

    欠薪入刑，早在刑法修正案（八）的時候就已經落字成章。然而為欠薪新增的“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”在司法實踐中運用的并不多。欠薪事件往往都是在造成重大的社會影響、政府出面協調仍不能解決之后才會進入刑事程序，在刑事階段往往也是先簽訂還款協議后再判緩刑，對欠薪者的震懾著實有限。違法成本不高，才造就有法不依的僥幸。近日，人社部再次曝光了10起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，懲處了一批欠薪違法犯罪的責任人員。但這樣的曝光不是第一次，這樣的懲罰也不是第一次，能有多大的震懾力，還未可知。

    “法令行則國治，法令弛則國亂。”法治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，也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治理欠薪問題，其落腳點是法律制度約束，突破點是堅持嚴格執法。對于惡意欠薪者，只要滿足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，就一定要予以追究。我們決不允許以身試法和法外開恩，欠薪問題的解決必須在法治環境下開展，在法治軌道上推動，農民工討薪才會有撥云見日的那一天。

    這些年來，為了治理欠薪頑疾，我們讓欠薪入刑，用法律來約束；我們建立誠信檔案，用道德去制約；我們還組織多部門聯動治理，群策群力……但年年上演的討薪悲情說明，既有的手段還不夠，治理欠薪還需要創新思維。近期國辦出臺《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》，提出了“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”、“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（勞務費）專用賬戶管理制度”等一系列新舉措，讓我們對2020年前形成制度完備、責任落實、監管有力的治理格局，使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根本遏制，努力實現基本無拖欠，多了一份期許。

    年年討薪，傷了農民工的心，壞了社會風氣，不利于社會穩定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新要求，邁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過程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過程。欠薪問題事關人民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，這一問題的解決既是把群眾工作做實的要求所在，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。